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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曹馥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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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（2018）年7月16日，監委無異議通過彈劾5名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官員、3名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，創國內少保官遭彈劾首例；8月13日，監委召開記者會，說明已通過糾正南投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、法務部及彰化縣政府違失。不到一個月兩度糾舉、督促，是因為國內唯一純粹收容司法案件安置少年的「Z機構」，長期違法超收、被控暴力管教、3年來發生21起性侵案件。

為什麼15年來，法界會把孩子裁往Z機構安置？又為什麼這個彈劾讓司法界一片譁然？「司法少年」的安置出了狀況，孩子們能往哪去？

2016年底，15歲的A少年被學校老師發現罹患性病，進而追出他一年多前在南投縣Z機構安置時，遭其他院生性侵。2018年7月，我們來到因彈劾案再度成為風暴中心的Z機構。少年們的宿舍在3樓，窗外是炎夏藍天與連綿山景，空蕩蕩的房間各有桌椅與兩張上下舖，床板一塵不染，似乎有人整理過。鐵櫃半開，上頭貼著少年的姓名標籤，彷彿他們只是回去過暑假，開學就要回來。

白牆上貼著許多色彩繽紛的壁貼。這間機構在前年的機構評鑑中被評為丁等，評委的建議之一，是認為宿舍氣氛太冰冷，該有些溫度。機構負責人與被院生稱作「師母」的太太，遂買了壁貼給孩子裝飾房間。

這所立案19床、最高紀錄收容到106床的機構，曾收容台灣近半數的司法安置少年（每年約有250位 司法少年 收容在安置機構）；他們分別被安置在鎮上一處機構自購且立案的住所，以及4處租賃卻未立案之處。

2016年中，Z機構超收、院內性侵事件接連爆發，南投縣政府對這間機構進行超收列管，降低院內收容人數。到2017年6月，院內安置少年全數被少年保護官帶回，現在租賃的4處均已退租，只留下我們眼前這棟5層樓的立案處所。久無人居的宿舍，壁貼已失去黏性，一片樹屋已快從牆上掉下來，背景的星星顆顆脫落。

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

阿豪是這間機構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，他早在事發前就結案，自願繼續住在機構把高職念完。機構也轉請同宗教組織的基金會讓阿豪繼續免費居住，由南投縣政府社工定期追蹤。

受訪前幾天，阿豪才剛滿18歲，身材魁梧，一張圓臉仍帶稚氣。他父親是臨時工，跟小孩各過各的，阿豪國中開始結交幫派朋友，某次他兄弟挨打，他找來30人跟對方輸贏，吃下一條傷害罪，隨後又因偷竊被移送少年法庭，3年多前被法官裁定安置到Z機構。

他在我右邊坐下，背部向右斜靠著椅背，彷彿試圖再跟我們保持一點距離。

「一開始不適應機構，但跟著負責人和師母久了就會有規矩。我覺得這裡的生活很好，現在畢業了，每天自己起床，做完打掃就去上班，晚上回來洗完澡就睡覺。」

2017年3月，Z機構的院內性侵事件見諸媒體，監委主動申請調查，耗時年餘，發現機構不僅發生院內性侵，捲入其中的少年，還指控遭機構人員掌摑、打腳底等暴力管教，逃離機構被抓回，又慘遭痛毆，甚至打到牙齒斷裂。

問阿豪對這番指控有什麼想法，他停頓幾秒，「就是他們⋯⋯呃⋯⋯他們有的很皮，或不聽老師的勸告這樣。」

「那你覺得這種情況是？」

阿豪支吾，負責人接口：「管教。」阿豪鬆一口氣似地點頭：「對，管教。」

負責人與師母補充：「在《少事法》上，安置機構人員是少年替代性的父母，我們負擔他的權利義務，依《民法》也有懲戒權。但孩子怎麼看（懲戒權）這件事，有他們的角度。」

「以前還有法官託少保官拿棍子來給我們管孩子！」師母說。

「那你們有用這根棍子嗎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！」師母強調：「當然沒有！我只是告訴你，有時孩子去霸凌別人，把人打傷、牙打掉，打兩下手心不行嗎？這個管教是錯的嗎？」

最近縣府的社工向阿豪提供租屋補貼方案，為阿豪在鎮上找其他租屋處。但他不想搬，他說：「因為這邊生活比較規律，像個家，搬出去就沒有伴」。

問他有沒有話想對負責人夫妻說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：「謝謝他們當時沒放棄我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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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法院一直送孩子往Z機構？

阿豪對機構的看法，與嚴厲的監察案彈劾以及南投縣府裁罰形成極大反差。

今年5月，南投縣政府依違反《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》第83條第1款「虐待或妨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」情節嚴重，罰鍰並勒令Z機構停業至明（2019）年5月。

「雖然被彈劾的是公務員和少年保護官，中槍的還是我們！」談起停業處分和彈劾，師母抬高音量：「現在的氛圍，就是我們是一間很爛的機構，是因為主管機關沒有管好我們，他們才要被彈劾。這根本在抹煞我們15年來的服務！如果我們那麼糟糕，為何法院要一直送孩子來安置？若其他機構空床位很多，為何不送到其他地方去？為何孩子離開機構後會回來看我們、寫感謝信給我們？為何我們投入這麼多人力金錢，政府沒設法協助、發獎金補助，還來罰錢？」

坐在長桌另一頭的負責人與師母，年約半百，穿著宗教組織的同款制服。師母音調急促，語氣高亢；她的先生，也是Z機構的負責人則是字斟句酌，有種刻意壓抑的冷靜，但兩人胸口滿溢的憋屈，都像要從熨燙筆挺的襯衫中迸出來。

這對夫妻在921大地震後，隨服務的宗教及慈善公益組織來到南投協助重建，發現許多少年在地震中失親，因乏人照顧衍生行為問題。他們的組織是在世界各地從事戒癮、協助性工作者等艱困社會服務，夫妻則有心協助誤入歧途的孩子，當時剛好法院尋找民間機構協助少年司法安置，因此夫妻所屬的組織在2002年於南投成立Z機構，與法院合作安置司法少年。

師母強調，司法安置的孩子常遭學校或社區排斥，但機構15年來與學校、社區合作良好，孩子正常上學、打工，機構也會協助少年找工作自立。 調保官 、家長、法官都來看過環境，絲毫不覺有問題。

2017年3月，媒體揭露Z機構的性侵案，監院介入調查。一片罵聲中，多名法官、調保官卻致電負責人夫婦，或親自跑到南投，感謝他們多年來對 非行少年 的協助。

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姜麗香，2017年以Z機構為例撰寫報告，闡述司法安置機構的立案、經營、評鑑困境。附件裡，有許多少年們在2000～2016年間寫給機構的親筆感謝信，甚至有和Z機構少年一起接受感化教育的孩子寫信給負責人，請求讓他在離開少年輔育院後，可以到Z機構接受照顧。

姜麗香接受專訪時說，她曾安置多名孩子到負責人的機構，但與負責人夫婦沒私交，「我在意的，是孩子們未來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安置？孩子進機構，不會馬上變好，當孩子犯錯，機構正焦頭爛額解決，大家卻對機構大加撻伐，往後法院的孩子，還有誰願意收？」

她沉重表示：「對彈劾結果，我只有一句話：哀莫大於心死。」

幾位少保官不平地說，這一下彈劾，是彈在所有少保官身上。若連這些認真的少保官都被彈劾，未來幾年大概沒幾位調保官敢建議安置，少輔院應該會塞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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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責此案的監委王美玉聽到法界的批評，沉默一會後說：「（如果是這樣），我會覺得很傷心。」

她表示，少年法庭是專業法庭，政府花很多力氣培養少年庭的法官與調保官，大家一定是有熱情，才會在現在這個崗位，民間團體也花了很多心力幫助孩子。「這是針對單一個案究責，不是要打壓大家士氣。」

被彈劾的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社工及婦幼科科長王基祥，則只有一句話：「我們努力把事情做好，也會繼續做該做的事。」

一間在司法界風評極佳的機構、幾位自認已盡全力的公務員、設法為非行少年找機會的少年法庭法官與調保官、耗時年餘查案想還被害少年公道的監委。他們都出自善意想為孩子好，為何最後會挫敗地如此精疲力盡？

一切要從21年前說起。

安置輔導結構出問題

少年犯罪問題，往往與原生家庭脫不了關係。在1997年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（簡稱《少事法》）修法前，若遇到觸犯微罪、家庭功能破碎的孩子，部分法官會選擇裁定保護管束，並依《少事法》規定，將少年責付給少年近親或其他適當人選。若實在找不到人，法官、觀護人會運用個人資源，連結適當民間福利及教養機構、慈善團體，為孩子找個能暫時遮風避雨的庇護所。這些民間機構有些已立案，有些沒立案，共通點都熱心想幫孩子，也未必收費。不過，這些安置管道，都是基於司法人員與民間機構之間的私下協調。

1997年《少事法》修法，採行「轉向」（diversion）措施，帶入更濃厚的保護主義、福利色彩，並將「安置輔導處分」納入法院對非行少年的4種保護處分之一。若少年家庭功能不佳，犯行不至送感化教育，就會在少年調查官調查評估、確認機構有床位、徵詢少年與家長意願後，由少年法院將少年裁定安置輔導，並責由少年保護官聯繫機構入住執行。安置時間從2個月到2年，得延長一次，最長為4年，期間法院需編列每位少年 每月2萬1000元的安置費用。

安置期間，機構須按月寄回少年的輔導紀錄，少保官也得隨時與機構保持聯繫。若孩子不適應或狀況連連，法院可以撤銷、變更安置輔導處分，將孩子送感化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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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似沒有漏洞的流程，卻出現一個結構上的大問題。

修法當時，司法院沒有設置自己的安置機構，而是將少年安置於社福教養機構內。而目前社福「安置業務」的主管機關，是行政體系的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（原內政部兒童局）；而「安置機構」的主管機關，各縣市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處有督導之責。

法院、社家署、縣府與安置機構之間，欠缺橫向協調的專責單位，更欠缺界定彼此關係的法律位階。安置機構裡主要收容行政體系社政安置的孩子；當司法體系有安置司法少年的需求，社福安置機構就算有床位，仍能以人力、資源不足等由，婉拒被司法少年入住。

法律與行政的未臻完備，造成法官「先找到床位才能下裁定」的實務困境。

「安置輔導的設計，我認為有違行政、司法分立的大原則，」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副廳長，現任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蔡坤湖總結。

1997年修法推手之一的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茂生指出，設計現行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時過於大意，以為當年的兒童局會訂定執行的法律，不料兒童局一開始就因沒有人力、財力拒絕合作。司法院不得已下自己出錢、找安置機構，不過司法院不是執行機關，根本沒有這個預算；法院編列的照顧成本不足，也會因欠缺經驗找到不合格的單位。且司法人員對機構沒有監督權，督導流於形式。

看得到、吃不到的空床位

根據社家署2018年第一季統計，全國可接受法院交付安置個案的機構計36家，床位共293床，仍有67個空床位。

一位調保官聽到這個數字，不以為然地笑起來，「床位根本看得到吃不到，有毒癮、性侵紀錄、心智障礙或超過17歲的孩子，機構覺得不好帶，收容意願很低。部分機構專收女少年，就算有床位，男少年也進不去。找床位的過程，我們常得用求的。」

她語帶無奈：「被拒絕是常態，我曾有位17歲輕度智能障礙、曾是性侵加害人的少年，從南到北被拒絕10次。他留在原本生活圈，犯罪行為停不下來，還是進了感化。」

她最後補上一句：「被拒絕到最後，有些機構還會問我：『妳怎麼不去找Z機構？』」

就社會觀感來看，機構願意接受受虐、父母無力撫養的孩子，募款資源易得，孩子照顧起來也比有非行行為的少年容易。到最後，願意收容非行少年的機構，絕大多數有宗教濟世色彩，且也僅提供有限床位。這些年來，只有Z機構願意全收司法安置少年。

在第一線司法人員口中，Z機構確實對在機構間流浪的「難置兒」有較大包容。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記得，曾有位勒索同學錢財的少年，拖著腫脹、快撐破褲管的右腿出庭，原來少年長期苦於下肢淋巴水腫象腿症，相依為命的祖父卻沒錢幫他醫治。他連結社會局資源帶少年就醫，並為少年找安置機構，但淋巴水腫需手術才能根治，多數機構皆以無法提供醫療資源為由婉拒收容。最後Z機構接納少年，自籌金額不小的醫藥費，帶他到台北手術。少年病癒後不再自卑，以一技之長自力更生。

「Z機構碰到這種事⋯⋯唉，我只能搖頭嘆息，他們是有心想做事的，」謝瑞龍說。

看似充足的293個司法安置床位，實則永遠僧多粥少。與法院長期配合，大家口中「不挑案」、「把孩子帶得很有規矩」的Z機構，成為法官與調保官們的最後希望。

機構挑個案的考量倒也無可厚非。一位南部安置機構主任表示：「安置機構的情緒勞動極大，工作人員流動率高，尤其偏鄉機構根本有錢也請不到人，當然沒辦法硬收孩子。而且我們也會看和法院配合的狀況，有些少保官在孩子出事時根本聯絡不上，我們下次哪敢答應讓孩子來？」

固然有調保官下班就不接電話，但某些聯繫不上的調保官，可能正忙著處理其他孩子的案件。基於員額限制，人力有限，少調官、少保官的業務經常合併在同一人身上，每位調保官手中少說有60位甚至破百位的保護管束少年，除了日常輔導，還得擔任司法與行政間的橋梁，幫孩子找資源，若還得顧及往往安置在外縣市機構的孩子，時常分身乏術。

「我很討厭安置，第一機構很遠，第二若發生事情我無法立刻掌握。三件（安置）已是我極限，」一名北部的調保官說。

問題出在司法安置的第一線，但中央卻始終欠缺因應作為。這套安置機制運轉21年，所有問題沉痾，在Z機構被發現嚴重超收後連串爆發。 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